一、古典文学中的草木情缘
中国古代的文人，在作品中表达内心情感时，往往喜欢借用自然中的山水、草木、虫鱼。翻开厚厚的中国文学史，各种动物、植物都会纷纷涌现在我们的面前，中国文人为什么对动植物情有独钟？这一方面昭示着他们热爱自然，另一方面也传递出自然世界中隐藏着各种神秘和力量。《草木缘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世界》这本书，梳理了文学与植物的关系，还原几千年来文人笔下的植物原貌，解析不同时代赋予植物的文学寓意，为我们重新发现中国古典文学魅力提供了新视角。
本书作者潘富俊是美国夏威夷大学农艺及土壤学博士，现担任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景观系教授，主要讲授植物景观学、植物与文学等课程。虽然他是学理工出身，可自幼痴迷中国古典文学，他将植物学与文学两者融通，著有《草木》《诗经植物图鉴》《楚辞植物图鉴》《唐诗植物图鉴》等。而《草木缘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世界》这本书，算是他在植物学与文学两个看似毫不搭界的领域多年思考的智慧结晶。潘富俊一手文学、一手科学，游走在这两者之间，搭建起一座沟通文学与科学的鹊桥。
中国历代诗词歌赋、章回小说中，无论是神怪传说或吟咏感物的作品，大都有植物的描写。有的以植物起兴，有的以植物取喻，更多的是对植物的直接吟诵。而各类诗歌选集中，植物在诗词中占去了一半。潘富俊认为，中国历代诗歌中，出现植物最多的是兰、荷、柳、松、竹、桂、桑、桃、桐、茶、苔、菊、梅、茅等等。这些植物，在不同年代的文人笔下，其精神寓意也有所别。另外，由于中国历史上版图的差异，文学作品的植物种类也有着直接的表现。比如，唐代是一个开放的朝代，中西之间的文化交往频繁，如桄榔、沉香、龙脑香、婆罗蜜原本产自东南亚，黄瓜、棉花、胡麻等，产自印度和西亚，唐诗中首次出现这些植物。潘富俊对于唐代文人传世的作品里，对所引植物总数进行详细的数据分析，并且以图表方式予以精确呈现。他认为，唐代诗文作品中囊括植物次数、种类最多的诗人依次是：王维、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柳宗元、钱起、孟郊、元稹、李贺、杜牧、刘长卿、温庭筠、韦应物、刘禹锡、贯休、许浑、陆龟蒙等等。
潘富俊对植物在文学作品中的寓意流变，也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古代不少诗人，对植物的生长规律不仅了如指掌，在诗歌中的表述也很准确到位。如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潘富俊解释，只有白草枯萎时为全株白色，所以名曰白草。诗中用秋枯的白草和春天成片的梨花形容飞雪的颜色和情景，也只有熟悉这两种植物特征的诗人，才能写出这样的杰作。
《楚辞》是长江流域、淮河流域孕育出的文学杰作，和北方黄河流域的《诗经》平分秋色。由于《楚辞》接通南方地脉，而南方的植物数量、种类远超北方，故《楚辞》中涉及到的植物，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很多植物至今都难以考辨，有的植物成为文学界和植物界中的“悬案”。为此，历代学者中，就有不少著作专门探讨《楚辞》中的各种植物。
植物世界和文学世界，看上去是毫不搭界的两个世界，但是在潘富俊的眼里，文学世界和植物世界同属一个。若文学世界中离开了植物，文学的表现力和想象力就会大打折扣，植物世界里如果缺少了文学滋养，植物就缺乏应有的温度与美感。怀着对中国古代文人自然情怀的敬意，去阅读《草木缘情》，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二、植物从文学中醒来
植物不仅是人类生存最重要的能量来源，也是人类情感和思想的重要载体。我国古典文学，从《诗经》的托物起兴，到《楚辞》的香草香木、恶草恶木；从唐诗宋词的折柳送别，到《红楼梦》里的黛玉葬花……很多名著名篇都与植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没有植物就没有我国古典文学。潘富俊所著《草木缘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世界》带领我们辨识文学作品中的植物，唤醒我们沉睡的植物记忆，使我们对古典文学以及植物世界均有新的认识。
人类认识植物是从身边实用的植物开始的。如远古民歌所传唱的“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而在《诗经》中，咏颂食用植物的篇章特别多，涉及的135种（类）植物中，“几乎全部都有经济用途”。随着生产力的提升，从经济植物逐步发展到实用观赏兼顾或单独的观赏性植物，如在明末成书的《金瓶梅》中，西门庆的住宅庭院中就至少种了40种植物，主要是作为观赏的庭院植物。
植物的寓意，也是逐步固化和丰富的。植物作为一种自然存在，其身上所附带的意义是人类所赋予的。最为典型的当属《楚辞》中以香草香木比喻忠贞贤良，而以恶草恶木数落奸佞不忠。在文学世界中，如柳、杨、莲、菊、桃、松、竹等，历经时日都固化为一种意象，表达特定的情感。
任何一种植物都具有扩张性，而人类的出现加剧了植物扩张速度，从《诗经》的时代一直到现在，植物一直在引进和出口。如《史记》就记载了张骞出使西域，带回葡萄、胡桃、石榴、苜蓿等植物，因此就有了“葡萄美酒夜光杯”、“空见葡萄入汉家”等绝美诗句。再如甘蔗是从国外传入的，最早出现在《楚辞·招魂》：“胹鳖炮羔，有柘浆些。”柘就是甘蔗。季羡林先生晚年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叫《糖史》，主要就是研究以甘蔗为原料的制糖技术的传播问题，以小见大，审视文化的交流和整合。
孔子说学《诗》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而《草木情缘》则帮助我们了解常见植物名称的古今演变、辨识容易混淆的植物种类。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语义的拓展，人们对于同一种植物往往有不同的叫法，这给我们理解古典文学带来很大的障碍。为此，著者专列一章讨论易于混淆的植物名称，如鸡头指芡实，鸭脚指银杏，踯躅指叫“羊踯躅”的一种杜鹃，雀舌指茶叶，金弦指菟丝子，巨胜指胡麻（即芝麻）。还有些名称可以同时指几种事物，如芙蓉可以指荷花，也可指木芙蓉；紫微可指植物，也可指星座，还可代指皇宫和官名。还有植物名称和地名相近，如扶桑，可指扶桑国，也可指常见植物朱槿。
书中还出现了了很多统计表格，如《历代词总集出现频率最高的前10种植物》《重要章回小说出现最多之十种植物统计》等等，这为我们打开了理解古典文学的一扇新窗口。书中指出，历代诗总集出现植物以柳、松、竹为三甲，历代词总集出现植物以柳、梅、竹为三甲，而历代散曲总集出现植物以柳、荷、桃为三甲，重要章回小说出现植物以茶、柳、松为三甲。
作者对《红梦楼》的研究尤其值得留意。作者统计发现，《红楼梦》第一个四十回出现165种植物，第二个四十回出现161种植物，第三个四十回仅出现61种植物。每回植物的种类、植物种数的分布频率，或者植物在单元内出现的总数，从统计观点来看，第一个四十回和第二个四十回之没有差异，而第三个四十回不但每回平均植物种数和单元内植物总数远少于前两个四十回，而且作者对植物的熟悉程度也远为逊色。因此，作者得出结论，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作者并非同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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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富俊，美国夏威夷大学农艺及土壤博士，现任中国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景观系教授，讲授景观植物学、植物与文学、台湾的植物文化等课程。所学与植物相关，所爱与中国古典文学密不可分，田野工作与古典文学都是他的最爱。数年前，将台北植物园从研究用植物园成功转化为教学园及台北市民优质休憩点，让民众在林木花草中，悠哉吟咏古典诗文。著有《草木》《诗经植物图鉴》《楚辞植物图鉴》《唐诗植物图鉴》等。